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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范文虎派人致书赵良淳、徐道隆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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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材望的自殺打算事實上,安吉民眾自己的知州李庚也棄官而逃了。他的前任趙必槐到任時間為咸淳七年(1271,萬曆《湖州府志》卷九),后入朝為金部郎,復改知徽州(崇禎《吳興備志》卷五),「德祐元年(1275)正月到官」(弘治《徽州府志》卷四)。他的後任趙良淳,《宋史》雲「咸淳末,廷臣議眾建宗室于內郡以為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萬曆《湖州府志》則載其「德祐元年任」。看來廷臣建議眾建宗室、除趙良淳知安吉州一事在咸淳十年底,趙良淳赴安吉州之任已是德祐元年初。趙良淳會像李庚那樣逃跑嗎?通判安吉州蹇材望心中一定對這位新上司作過揣想。

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銀笏(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傳世典籍對蹇材望生平記載非常之少,只知他是「蜀人」(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上)。幸好著名的「水下碑林」重慶涪陵城北長江中的白鶴梁有他本人的題刻:「涪以石魚之出,占歲事之豐;以歲事之豐,彰太守之賢尚矣。長寧劉公叔子鎮是邦又出,夫豈偶然。別駕潼川蹇材望賡皇祐劉轉運詩以紀之……」據此可知他是「潼川」(治今四川三台縣)人。又據權知涪州劉叔子題刻:「……聖宋寶祐二年,歲次甲寅蜡月立春后一日,郡假守長寧劉叔子君舉,偕別駕蹇材望君厚送客江上,過石魚浦尋訪舊跡,則雙魚已見,實維豐年之兆。因披沙閱古碣,得轉運使尚書主客郎中劉公忠順所題一詩……」可知蹇材望字「君厚」,寶祐二年(1254)正在此地擔任「別駕」即通判涪州之職。「材望」意思是才德和名望,或者是以才德贏得名望。則「君厚」或許同時也是「君侯」的隱晦表達。這可略見蹇通判的家庭出身。蹇材望第一次在文獻記載中浮現是在劉克莊封駁文書中:「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為朝奉郎趙汝攣差通判淮安州,替蹇材望改差闕,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一)繳趙汝攣通判淮安州奏狀寫于其淳祐六年(1246)權值舍人院時,則此年朝廷為蹇材望改差闕,此後遂有調涪州之任。

《癸辛雜識·續集》記載,洪起畏初知鎮江府時元軍尚遠,他在轄區內大書揭榜,四處張貼:「家在臨安,職守京口。北騎若來,有死不走。」元祐元年(1275)二月,宋軍丁家洲之戰失敗后洪起畏迅即逃跑,總管石祖忠以城降。錄事參軍陶居仁被抓時還清楚記得洪知府的豪言壯語,大呼「得以死報朝廷,夫何憾!」不屈而死(《宋史》卷四五二《陶居仁傳》)。洪起畏的行為對照乃祖洪咨夔「忠賢乃命脈,公道實元氣。精神以此強,可卻十萬騎」的詩句簡直就是諷刺,後有人改其榜貼末句為「不降則走」以譏之。

二十年前,南宋百姓在理宗統治時就已對國家喪失信心。宋蒙戰事連綿多年,理宗外無止戰之方,內寵閻貴妃、馬天驥、董宋臣、丁大全之徒,以至有人在朝門之上大書「閻馬丁當,國勢將亡」(《宋季三朝政要》卷二)。兩年前襄陽失守——自紹興四年(1134)岳飛恢復襄陽算起歷140年,自嘉熙三年(1239)孟珙克複襄陽算起歷35年,自淳祐十一年(1251年)李曾伯收復襄陽算起歷23年,自咸淳四年(1268)蒙古包圍襄陽算起歷6年——襄陽「襟帶吳蜀」(《建炎系年要錄》卷七五),是南宋的命脈,所以岳飛說「恢復中原,此為基本」(王曾瑜《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卷十),孟珙說「襄(陽)樊(城)為朝廷根本」(《宋史》卷四九六《孟珙傳》),李曾伯收復襄陽后的勒石銘文也指其地為南宋永遠之屏障:「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調都統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于峴。其銘曰:壯哉峴,脊南北。繄墉壑,幾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自然,蒙元方面有識之士也看到了這一點。1260年忽必烈即位之初,郭侃上疏陳平宋之策就指出:「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荊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元史》卷一四九《郭侃傳》)至元四年(1267)底劉整降元,也進言「先攻襄陽」,因為「襄陽破,則臨安搖矣」(《元史》卷一六一《劉整傳》)。所以,襄陽的陷落等於提前向包括安吉州民眾在內的所有世人宣告了南宋的滅亡。

誰是蹇材望?蹇材望投降前的「影帝級」表現似乎很可笑,但是,當我們翻開南宋史籍看到有很多官員跟他一樣時,就不會再覺得可笑,而會深刻理解到南宋滅亡的必然性:蹇材望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類人。南宋末年依靠這些人維持統治,不亡何待!

著名詩論家方回本以諂諛賈似道得除朝官,及賈之敗乃奏陳其有「十可斬」,又以此得知建德府。在建德府他倡言「死封疆之說甚壯」。不久元軍至,方回「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為必踐初言死矣」,實則出城迎降而已,遂得總管之任。後人譏其「十一可斬」(《癸辛雜識·別集》卷上)。

蹇材望們為什麼要這麼高調?一是掩蓋自己的真實想法,以免在行動之前被清算。如兩淮宣撫大使夏貴有一個部下叫洪福,從家僮干起,一直干到鎮巢雄江左軍統制,可以說是非常親信的「自己人」了。夏貴降元后使人招之不聽,又使親侄兒前往,竟然被洪福處斬(《宋史》卷四五一《姜才傳》)。倘若洪福事前察知夏貴打算投降,恐怕夏貴也會吃上他一刀。再如陳奕知黃州,其用心就被汪立信看破,上書「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可惜汪立信言未被採信,陳奕沒有得到處理。後來他派人請降時還預先討價還價,以至伯顏說:「汝既率眾歸降,何必慮及名爵?」即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劉敏中《平宋錄》卷上)。

原標題: 邱志誠:宋代一起預先張揚的自殺事件

宋代銀鋌——連州上供銀(李曉萍《金銀流霞:古代金銀貨幣收藏》,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這一天終於來了。德祐二年(1276)大年初一,元軍入城,蹇材望不見了,人們都認為他自殺了。然而不久蹇材望卻重新走進安吉百姓的視線:他穿着元朝官服「乘騎而歸」。原來,蹇材望在前一天也就是除夕大家吃着不成樣子的團年飯時悄悄出城迎拜元軍去了,所以他得到了本州同知的官職(《癸辛雜識·續集》卷上)。這樣,蹇通判變成了蹇同知。

類似消息下半年越來越多。七月二十二日,左丞相陳宜中逃跑,多次遣使召之不至,太皇太后親自給他母親寫信,直到十月方始還朝(後來再次逃跑)。八月初四,右正言徐直方逃跑。十一月初五,起居舍人曾唯辭官未獲批准,遂逃跑。十一月十九日,禮部侍郎陳景行辭官未獲批准,遂逃跑。十一月二十八日,權禮部尚書王應麟逃跑。次日,左丞相留夢炎逃跑,朝廷三次遣使召其還朝,不至。十二月二十四,權吏部尚書丁應奎、左侍郎徐宗仁逃跑(《宋史》卷四七《瀛國公本紀》),腳程快的話,他倆還可以趕回家中與家人一起過春節。

徐道隆離開不久,元軍就兵臨安吉,同時攻打東、西城門,這一天是大年三十——德祐元年(1275)的最後一天。趙良淳率眾守御,到了晚上,便和士兵一起睡在城牆上的草棚里。未幾,部將吳國定打開南門放入元軍,宋軍四散。趙良淳無奈,奔回州治閉閣投繯而死(《宋史》卷四五一《趙良淳傳》)。給其子趙友伯的遺言寫道:「寧為趙氏鬼,不作他國臣!行年五十有三,守土而死節,尚復奚憾。諸子幸而生者勉旃(「之焉」的合音詞)忠孝。」居住湖州、曾以兵部尚書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的陳存為作輓詩三首,有「束衽全遺體,呼兒受訣書」、「死生均此念,老病泣遺民」、「慷慨君酬國,奔逃我喪家。陸沈同一壑,淵涉眇無涯」之句(周密《浩然齋雅談》卷中)。按《元史》記載,在安吉降元的還有趙與可,《伯顏傳》雲「(十二月三十日)趙與可以城降」,《世祖本紀五》雲「(十二月三十)阿剌罕軍次安吉州,宋安撫使趙與可以城降」,宋末元初《昭忠錄》亦記「或告趙總領與可欲挾知州以降」。然據《宋史》恭帝本紀,德祐元年(1275)二月二十一日趙與可知寧國府棄城逃遁后朝廷即將之除名,直到十月底五牧之戰後使其與趙溍、鄭 所募兵,十二月初才復其「為都督府參議官」,距安吉城陷僅20多天。這時已無委任「(淮東?)總領」之必要,而浙西安撫使例由知臨安府兼任,則趙與可也不可能任此職。筆者推測「安撫使」應是其投降后在元朝所任之職:1276年二月初七,「令萬戶錫里巴、史樞兵鎮守湖州,以歸附官趙與可授安撫」(劉敏中《平宋錄》卷中)——《元史·世祖本紀》是在用其後來的職務稱呼他。

蹇材望題刻(陳曦震主編《水下碑林——白鶴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德祐元年(1275)初,趙良淳到安吉州接任逃跑的李庚,每天都在和同僚、吏士討論守御之備並一一落實。因為戰爭和自然災害的原因,安吉民眾開始吃不上飯,大部分人「相聚為盜,所在蜂起」。有的官員主張對此嚴加鎮壓,趙良淳說:「哪有人想當強盜的呢?只不過想活條命罷了。」他勸有錢人出糧賑濟,表示如果自己「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很多人被他所感動。朝廷不久又以徐道隆為浙西提刑,至安吉協助趙良淳守城(《宋史》卷四五一《趙良淳傳》)。十一月初九,元丞相伯顏分左、中、右三軍自鎮江、建康南攻臨安(《元史》卷一二七《伯顏傳》)。十一月二十二日,文天祥奉詔棄平江府(治今江蘇蘇州市)退守京畿,其時人情洶洶,潰兵四齣剽掠,《宋史·趙良淳傳》載「良淳捕斬數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徐道隆傳》載「潰卒四齣,為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令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於市」。按之最早記錄此事的《昭忠錄》,其雲「文天祥棄平江,潰卒四齣,為浙西患苦,安吉尤甚。知州趙良淳莫知所為,有旨令道隆措置,既至,取潰卒肆掠者,竿其首於市」,《道隆傳》襲《昭忠錄》甚明,可見捕斬潰卒者應為徐道隆。

1275年的安吉州人還聽說了很多朝廷高官出逃的消息,他們無從辨認其是否謠言,特別是年初傳聞右丞相章鑒已棄官逃跑時,他們簡直難以置信——當然還是信了——甚至有一種追上去問一句「會不會跑早了點」的衝動。三月十九日,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相繼逃遁。簽書樞密院文及翁、同簽書樞密院倪普甚至諷勸台臣彈劾自己,冀望被貶出都城,但等不及彈奏就急急忙忙出逃了。

蹇材望兩位同事的除夕之夜蹇同知還是蹇通判的時候有兩位接觸較多的同事,一位是知安吉州趙良淳,一位是浙西提刑徐道隆。

徐道隆的除夕之夜是在奔走、焦慮中度過的。 因他奉旨入援臨安時到處都有元軍駐紮,道路阻絕不通,遂決定先乘船出太湖,再繞道西經武康鎮(今屬浙江德清縣)、臨安縣(今屬浙江杭州市)勤王。於是徐道隆率軍從安吉城北臨湖門乘船入太湖,整個除夕之夜都在水上行駛。第二天,德祐二年春節初一,元軍追上了徐道隆的部隊。他原來從江陵帶來的300名親從軍帶頭跟敵人進行了殊死戰鬥,矢盡槍折,一軍盡沒,長子徐載孫從戰船後窗跳水而死。徐道隆端坐船中繩床之上,元兵抓住他,脫掉其身上的官服說:「吾總管說:『降,與乘船還城;不降,且裸而俘之」,同意投降才允許穿衣服。過了一會兒,徐道隆趁元兵不注意跳入太湖而死。元軍頭目「猶令左右挽弓射水」(佚名《昭忠錄》)。

劉叔子題刻(同上書)史書唯一一次提到蹇材望是咸淳九年(1273)六月,這時他在朝廷左藏東庫任職。當時他上了一封奏章,極言「邊事大可憂者七,急當為者五」(《宋史》卷四六《度宗本紀》)。蹇材望既在長年與蒙元交戰的四川任過通判職務,則所言邊事之可憂、為急者或頗有可取,可惜具體內容無從知曉了。當然,他人微言輕,結果自然是疏入不報。德祐元年(1275)二月底,通判安吉州方回改知建德府(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蹇材望必於此時接任。所以蹇材望到安吉的時間其實也不長,他有時難免會猜測朝廷派他到安吉州與自己上書言邊事之間的因果關係。

趙良淳字景程,是寧宗丞相、紹熙內禪策劃者趙汝愚曾孫。少年時從同鄉前輩饒魯學習。饒魯是朱熹女婿黃榦的學生,創立了「雙峰學派」。趙良淳知分寧縣(治今江西修水縣)時「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親尊禮之;至甚傑驁者,乃繩以法」(《宋史》卷四五一《趙良淳傳》),大變風俗,頗有政聲。從其學緣、施政風格可見趙良淳是具有理學價值觀的讀書人。

1275年的安吉州人還看到了幾次非常奇怪的天象,有人悄悄透露這與即將到來的改朝換代有關。三月十六日晚,有兩顆亮星「斗于中天,頃之,一星隕」(《宋史》卷四七《瀛國公本紀》。按:《宋史》卷六〇《天文志十三》記作「二月丁亥」,誤)。四月二十二日晚,「有大星自心東北流入」。心指心宿,「流入」即侵犯,而心宿三星代表皇帝及皇子。四月二十四日,「熒惑犯天江」。熒惑即火星,主天罰(王充《論衡·變虛》)。天江即天津九星,又名天漢,天津九星屬女宿,女宿分野揚州(《史記》卷二七《天官書》),包括淮河以南、長江中下游及嶺南,正為此時南宋統治區域。八月二十日,「熒惑犯南斗」(《宋史》卷四七《瀛國公本紀》)。宋朝諺語說「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宋史》卷二八〇《田紹斌傳》),主「中國大亂兵大起」(《開元占經》卷三二)。七月十三日,「太白晝見」。太白即金星,與火星「併為罰星」(《後漢書》卷三〇下《襄楷傳》)。「太白晝見於午名曰經天,是謂亂紀,天下亂,改政易王,人民流亡,棄其子,去其鄉里……京房《對災異》曰:人君薄恩無義,懦弱不勝任,則太白失度,經天則變,不救則四邊大動,蠻貊侵也。」(《開元占經》卷四六)不過最嚇人的還是六月初一,那一天先是日食,日食過後雖然是大白天,卻晦暗如夜。這種本應是光明的黑暗給安吉人留下及其深刻的印象,使他們多年之後還不斷回想起當時不安的心緒。次日,太皇太後下詔削去尊號「壽和聖福」中的「聖福」二字以應天戒(《宋史》卷四七《瀛國公本紀》)。她也感到了不安嗎?

誰是蹇材望?那些把忠君愛國口號喊得比任何人都響,危急關頭卻溜得比誰都快、投降比誰都早的人都是蹇材望。人並非生而為人,正如薩特所說「人是自己行動的結果,此外什麼都不是」。蹇材望的選擇、行動使蹇材望最終成為蹇材望。

李曾伯紀功銘(在今襄陽西南真武山東麓)

為了更好的傳播效果,蹇材望製造了一面大錫牌,上面鐫刻着「大宋忠臣蹇材望」七個字。又「以銀二笏」——唐代白銀貨幣多為笏狀銀板,故計量單位為「笏」;宋代形制變化,襲用原計量名稱的同時產生了新計量名稱「鋌」——書字其上:「有人獲吾屍者,望為埋葬」,並請加祭祀,牌位題雲「大宋忠臣蹇材望」。兩笏銀鋌就是「埋瘞之費」。然後他在錫牌、銀鋌上鑿孔,每天都系在腰間。只要聽到叮叮噹噹的銀、牌撞擊聲,人們就知道蹇通判來了。「一旦蒙古人打過來,我立即投水自殺!」蹇材望遍告百姓及平常來往的朋友、熟人。甚至有時候說了半天,聽者才告訴他已經聽他講過兩三次了。但無論如何,作為官員能有這樣的打算很不容易,故而「人皆憐之」。「憐」除了憐憫之義,古代還有憐愛之義——這時的蹇通判既讓人憐惜,又讓人敬愛。是的,連自殺之後的埋葬事宜都不願白給人添麻煩,怎麼不讓人因敬愛而憐惜、因憐惜而敬愛呢。

二是伺機撈取更多資本,屆時在新主人那裡換得更多好處。比如咸淳九年(1273)呂文煥降元后,其堂弟呂文福、侄呂師夔、侄婿範文虎為避嫌疑,均上書辭官。呂師夔甚至五疏乞罷,卻又說歸省親戚后「誓當趨事赴功,毀家紓難,以贖門戶之愆,以報君父之造。」他的好友謝枋得完全被其蒙蔽,願以自己一族性命保其可信(《宋史》卷四二五《謝枋得傳》)。結果三人很快以城降元,所守江州、安慶府皆兵精糧足,歷來兵家必爭,遂得獲任高官。德祐元年(1275)正月,元軍薄池州,都統制張林屢次建議投降,權通判攝州事趙卯發怒氣填膺,堅決不允。張林領兵出外巡江,暗中向元軍約降,卻又回城假裝繼續守城。賣身投靠僅僅「賣身」是不夠的。趙卯發與妻子雍氏自殺后,張林即開城投降換取官位和財富。他在曾《柳梢青·燈花》中寫道:「卻笑燈蛾,學他蝴蝶,照影頻飛」,顯然他是「識時務之俊傑」,不會學飛蛾撲火。

二月十九日,元軍大敗宋軍于丁家洲(今安徽銅陵北)。宋方統帥是百官稱之為「周公」、民間稱之為「蟋蟀相公」的賈似道,故當時有打油譏之雲「丁家洲上一聲鑼,驚走當年賈八哥。寄語滿朝諛佞者,周公今變作周婆」(孫繼芳《磯園稗史》卷三)。經此一役,宋王朝完全喪失大規模反攻的能力。二月二十一日,元軍臨饒州(治今江西鄱陽縣),知州唐震與家人俱死難,前左丞相江萬里投水自殺,通判萬道同以城降。沿江制置大使趙溍、知鎮江府(治今江蘇鎮江市)洪起畏、知寧國府(治今安徽宣城市)趙與可、知隆興府(治今江西南昌市)吳益皆棄城逃遁,知和州(治今安徽和縣)王喜以城降。三月初二,都統制徐旺榮迎元軍入建康府(治今江蘇南京市)。次日,元軍攻無錫,知縣阮應得出戰,全軍覆沒,阮應得赴水自殺。三月十一日,知常州趙與鑒逃匿,州民錢訔舉城降元。三月十四日,知平江府(治今江蘇蘇州市)潛說友、通判胡玉、林鏜以城降。六月初一,昝萬壽舉嘉定降元。七月二十六日通判婺州(治今浙江金華市)張鎮孫聞元兵至而逃跑。十一月,戰火終於燒到了安吉州民眾眼前——安吉獨松關是建康到臨安(治今浙江杭州市)的交通鎖鑰,自古兵家必爭。二十三日,獨松關被攻破,守將馮驥戰死、張濡逃走,鄰邑望風而遁(《宋史》卷四七《瀛國公本紀》)。臨安,南宋都城臨安距此僅60千米。

趙良淳、徐道隆,蹇材望的這兩位同事,在元軍到來之前並未像蹇材望那樣宣稱要盡忠殉國,最後他們自殺了;而預先張揚要作「大宋忠臣」的蹇材望,卻沒有像他打算的那樣去死,而是活了下來。

蹇材望相信,德祐元年(1275)的安吉官員都和他一樣,一定考慮過元軍來了怎麼辦的問題。並且也和他一樣,只會得出三個選項:逃跑、死難、投降。選擇哪一項呢?蹇材望打定主意,多次在上級、同僚、部下甚至普通百姓面前「毅然自誓必死」。有時有人不想聽,搖搖手加大步子離開,但大多數人都聽得很認真並向他投射出敬佩的目光。在每天的反覆訴說之中,蹇材望感到生活非常有意義。

1275年的安吉州輿論場南宋寶慶二年(1226)十月,理宗忌「湖」讀音同「胡」,故「改湖州為安吉州」(《宋史》卷四一《理宗本紀一》)以求平安吉利。據此可見潛藏在理宗心中的某種恐懼和僥倖心理。八年之後端平入洛失敗,蒙古窩闊台興師兩路大舉攻宋——這正是理宗憂懼的根源。罡風起於青萍之末,德祐元年(1275),理宗內心深處的這個隱秘漣漪再次在安吉州官員、民眾心頭泛起,只不過已沒有了僥倖,只剩下恐懼。

1275年是恭帝登基后的第一個元年,但五歲的小皇帝並不能給人們帶來新的希望。安吉州官民無不認為國滅城破危在旦夕。因為,從這一年第一天起,宋軍在前線戰敗、投降、被殺或自殺的消息就絡繹不絕。消息的發生地離自己也越來越近,元朝軍隊的腳步聲似已在耳邊清晰可聞:沿江制置使、知黃州(治今湖北黃岡市)陳奕前兩日就忙着到30千米之外請降,終於趕在新年元旦(即今春節初一)以城降元。正月十三日,兩天前剛獲任為權刑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的呂師夔和江西安撫使、知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錢真孫在元軍還在100千米之外的蘄州(治今湖北蘄春縣)時即派人請降。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而死。正月十七日,知安慶府範文虎遣人以酒饌到150千米之外的江州迎師,元軍入城后通判夏椅喝葯而死。彷彿是在比賽,正月二十六日,池州(治今安徽貴池市)都統張林遣人到200千米之外的江州請降,元軍入城,權知州趙卯發和妻子一起自縊身死。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治今浙江武義縣)人。父徐煥曾知南雄州,徐道隆以父蔭入官,歷潭州判官、權知全州。咸淳九年(1273)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汪立信奏辟其為參議官。后立信忤賈似道遭廢斥,「道隆與賓客十許人俱去江陵」,可見他大有上古「士為知己者死」的俠士之風。德祐元年(1275)進官提點刑獄,與趙良淳同守安吉。十二月二十七日,伯顏自平江分兵遣忙古歹、降將範文虎會合右軍阿剌罕、昔里伯取安吉州。範文虎派人致書趙良淳、徐道隆招降,二人俱焚書斬使。其時元軍主力已進迫餘杭皋亭山,朝廷命令徐道隆間道入援(《宋史》卷四五一《徐道隆傳》。按:《趙良淳傳》言「獨松關」誤,獨松關已於上月被元阿剌罕軍攻陷)。

今日关键词:周冬雨烂醉如泥